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经济成功与文学力量

2021.05.05 来源: 浏览:1次

竟遭对方持刀公然“叫板”。在这场惊心动魄的警匪较量中 也许因为中国在经济上成功,中国作家也头脑发热了,开始做“文学大国梦”。他们认为没必要再听外国人对中国文学的意见,提出重新评价中国文学。当然,外国人的指手画脚,我们可以不理,但问题在于是抱着怎样的心态抵制?是不是盲目封闭的心态?

有这种心态也可以理解。我们这长期陷入贫穷落后的民族,终于有了可以显摆的资本。但归根结底只是有了钱。提出现在是“中国文学最好时期”的人,重要依据就是每年出版多少出版物。但是其中不少出版物基本上跟文学没有关系,甚至文化价值也不高,只是一堆垃圾。看看如今摆在书店显要位置和上了排行榜的图书吧,它们的畅销只能从反面证明,中国文学乃至文化的土壤是多么的贫瘠。对钱来说,越多越好;对文化来说,则未必。以数量论成就,本身就是好大喜功。

实际上,姑且只以经济的“量”来论一个国家的实力,中国国民生产总值虽然已走在世界前列,但人均总值仍处在世界中下水平,如果不论“量”而论“质”,中国还任重而道远。当今中国,浮夸风气弥漫,本来作家、知识分子应该是社会发展的冷静审视者和批判者,应该像铁锚那样栓住疯狂的巨轮,可是我们不少作家、知识分子却也加入了疯狂的大合唱。

看看邻国日本,明治维新后,日本渐渐自我膨胀,狂热自负替代了原来的虚心学习,最终走向歧途。那时日本也有一批作家加入了时代大合唱,并不只为了名利,即使没有名利诱惑,他们仍然会被卷进去。他们是由衷的,身不由己。就连川端康成这样的“冷艳文人”,也积极参加各种活动;因躲进自己小天地写《细雪》而遭受指责的谷崎润一郎,也兴奋地写下了“我日本帝国在东洋顶天立地,建立了赫赫伟绩……”

面对狂热的时代风潮,也有人背过身去,比如托马斯·曼。托马斯·曼冷静地离开了德国。当被问及离开祖国如何写作时,他自信地回答:“我托马斯·曼在哪里,祖国就在哪里!”但是很不幸,被疯狂绑架的祖国没有跟他在一起,反是他因为离开了祖国这土壤,写作日渐萎缩。时代的潮流实在太强大了,没有几个人能逃得过它的席卷。何况作家追逐理想。国家强大、民族振兴,不就是最大的理想吗?要么顺应潮流,要么自取灭亡。好在托马斯·曼已是文学奖的获得者了,而我们的作家还不是,中国文学甚至还没有得到世界的关注。

我承认在世界上,仍然遵循着成败法则,而成败重要的法码,往往就是经济力量。因而从另一方面说,一个国家在经济上的成功,很可能会让文学被关注。川端康成等日本作家获得世界关注,难说跟当初日本的经济成功没有关系。这也就是不少中国作家宁可疯狂也不甘于寂寞的原因吧?如果只论总体经济实力,中国确实已经具有影响力,经济的发展可能让中国文学搭上顺风车,走向世界。然而文学走向世界,并不像经济那样简单。文学不是经济,虽然它也讲实力,但此实力不是彼实力,文学的实力,不是靠钱能够堆起来的,甚至它应该远离铜臭。中国文学的成就,不能依附经济上的成功,也不是那些满脑子沾沾自喜于钱的人能够创造出来的。

(:邵钰杰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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